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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旨在通过对大学生网络游戏行为的调查，透视出网络游戏障碍形成的影响因素，从而为网络游戏障碍矫正研究提供更精准的“靶向性”。研究运用自编《网络游戏障碍问卷》对大学生网游现象进行调查分析，得出网络游戏障碍者仅占所有被试5.49%,绝大多数大学生不存在过度使用网络游戏的结论。通过进一步分析IGD大学生的个人心理特征、成长环境、家庭教养方式、同辈影响和游戏行为，透视出网络游戏障碍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现不合理认知和不良行为是网络游戏障碍矫正的“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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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认知 大学生 调查问卷 网络游戏障碍 游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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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校园生活适应性与家庭教养方式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不适应状况能够有所扭转,多源于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的紧密配合。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鲍姆令德家庭教养方式四分法为标准,选取四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家庭,对其家庭教养方式进行分析比较,验证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校园生活适应性的相关性,并结合家庭教养方式在当代的新特征,给出开展精准学生工作的建议。

Keyword ：

大学生 家庭教养方式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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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校园生活适应性与家庭教养方式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不适应状况能够有所扭转,多源于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的紧密配合.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鲍姆令德家庭教养方式四分法为标准,选取四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家庭,对其家庭教养方式进行分析比较,验证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校园生活适应性的相关性,并结合家庭教养方式在当代的新特征,给出开展精准学生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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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非智力因素对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为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16年5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陕西省关中地区两个贫困县的4所小学4～6年级学生共841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制一般情况问卷获悉学生的基本情况和考试分,采用家庭教养方式问卷(Family Upbring Style Questionaire,FUSQ)对学生的教养方式进行评估,并对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业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家庭类型、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父母关系及主要抚养人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37.82,31.84,23.71,12.14,13.99,P＜0.05或＜0.001).高分组和低分组学生在激励-惩罚、民主-独裁、理解-责备、尊重-羞辱、温情-粗暴维度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699,3.352,3.424,2.821,3.036,P＜0.05或＜0.01),且低分组学生得分低于高分组学生,说明低分组学生的教养方式偏消极.相关分析发现,高分组儿童的学业成绩与理解-责备、尊重-羞辱、激励-惩罚、温情-粗暴维度上教养方式得分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645、0.345、0.404、0.357,P＜0.05).低分组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尊重-羞辱、理解-责备、民主-独裁、温情-粗暴教养方式得分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112、-0.184、-0.131、-0.169,P＜0.05).结论 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对小学生的学业成绩有一定影响,应为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提高其非智力能力,以提升小学生的学业成绩.

Keyword ：

家庭环境 教养方式 小学生 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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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探讨超声诊断幼儿阴道异物的声像图特点,探讨家庭教育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经<em>西安</em><em>交通</em><em>大学</em>第二附属医院超声诊断为阴道异物,并手术确诊取出异物的4例患儿.总结分析其临床表现及超声声像图特点.通过对患儿及监护人病史询问过程寻找家庭教育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结果 阴道异物表现为幼儿阴道出血,异常分泌物.超声检查可见阴道内的异常强回声及脓性分泌物.4例患儿均处于学前教育期,性格内向,父母照顾不够,由老人看护.结论 超声是诊断幼儿阴道异物的理想检查手段.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幼儿的心理健康,应避免错误的教养态度,以免导致问题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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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查 家庭教育 心理健康 阴道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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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CP）简称脑瘫，是由于先天或后天非进行性脑损伤所引起的脑部认知和肢体功能障碍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和姿势异常，同时约75%的患儿并存一种或多种疾病，如认知、语言和视听障碍、情绪、社交障碍、癫痫和继发性肌肉、骨骼等问题。此外，脑瘫患儿遇到情绪问题，同伴问题，社交不合群和行为孤僻的风险更高，而情绪异常、行为异常和社交障碍是常见的表现形式。情绪是生物学独立个体执行功能的基本特征，情绪社会性是婴幼儿社会性最初表现形式，随着个体心理不断发展而成熟。良好的情绪社会性发展对于儿童感情的体验、控制和表达，亲密和可靠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对于探索环境和学习家庭、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应对社会交往和融入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日益凸显，脑瘫患儿心理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旨在分析和评估1-3岁脑瘫患儿存在的情绪社会性发展问题，探讨患儿自身特征、父母教养和应付方式、家庭环境、康复干预手段等对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发生的影响，并进一步筛选影响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运动功能以及发育商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将为了解1-3岁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状况，为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问题的有效预警提供建议，并为及早干预和治疗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问题提供循证医学证据，对提高患儿生命质量，和谐家庭氛围，减轻社会负担意义重大。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2015年6月至2016年12月在西安市儿童医院康复科就诊的12~36月龄脑瘫患儿及患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及其父母的一般人口学资料，记录康复干预方式。分别应用标化的中国幼儿情绪社会性评估量表（ITSEA）、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SID）和GMFM-88粗大运动量表评价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状态、发育商和粗大运动功能。患儿父母填写应付方式问卷、医院焦虑抑郁量表以及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通过多因素Logistic或线性回归分析患儿产前和围产期因素、父母心理特征和家庭教养方式、康复干预方式等，筛选出影响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障碍发生以及影响发育商和运动功能评分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本研究共调查符合条件的脑瘫患儿322例，剔除无效问卷和量表22份，最终纳入300例12~36月龄患儿，其中，男192例，女108例。12~17月龄患儿148例，18~23月龄68例，24~29月龄64例以及30~36月龄20例。痉挛型四肢瘫为主要类型，约占45.3%。早产儿占22.7%，出生窒息48 (16.0%)例。有并发症196(65.3%)例，其中168(56.0%)例患儿并发言语障碍。发育商评分为71.93 ± 7.352，粗大运动评分为47.79 ± 12.80。 2. 脑瘫患儿外显域阳性检出率为16%，内隐域阳性检出率为8.0%，失调域阳性检出率为10.7%，能力域问题行为阳性检出率为13.3%。 3. 脑瘫患儿不同年龄男童和女童外显域和能力域的评分均低于同龄和相同性别的正常儿童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各年龄组脑瘫女童内隐域和失调域的评分与正常女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12~17月龄和18~23月龄脑瘫男童内隐域和失调域的评分均低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4. 应用HADS量表对脑瘫患儿父母焦虑和抑郁情绪进行测量，结果显示：父亲焦虑情绪阳性率为58.3%，母亲焦虑情绪检出率为6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抑郁情绪的阳性检出率在父母群体中分别高达71.5%和82.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5. 父母应付方式调查中发现76例患儿父母为成熟型，168例为不成熟型，56例表现为合理化。在社会情绪评分各域阳性患儿中，不成熟型父母其子女情绪障碍阳性比例较高，其中外显域阳性率为18.45%，父母应付方式显著影响失调域阳性患儿检出率（P=0.001）。 6. 纳入脑瘫患儿康复干预相关资料分析显示：99.0%的患儿接受物理治疗，其次为引导教育方式，约占64.0%。70.6%患儿治疗时完全自费，62.7%的患儿在1岁以前确诊，多数接受治疗时间<6个月。 7.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外显行为域阳性相关的独立变量包括：脑瘫临床分型、出生体重、孕周、分娩方式、看护者和母亲文化水平。内隐域阳性危险因素：确诊时间、母亲文化水平、父亲抑郁情绪和医疗费支付方式。失调域阳性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脑瘫临床分型、患儿年龄、父亲焦虑抑郁、日常娱乐活动、父母年龄和干预治疗时间。能力域阳性相关的变量包括：产后窒息、脑瘫临床分型、父母教养方式，日常娱乐活动、母亲抑郁。 8. 脑瘫患儿粗大运动能力与能力域评分显著相关，而发育商评分与情绪社会性发展水平无显著相关性。患儿粗大运动功能与发育商水平显著相关。 9. 将粗大运动功能评分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由向后回归筛选出与粗大运动评分显著相关的模型变量：脑瘫患儿母亲孕期甲状腺功能异常、患儿存在新生儿疾病以及头颅影像异常、康复治疗时间、参加娱乐活动频率均影响运动功能。 10. 将BSID发育商评分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与发育商评分显著相关的模型变量包括：患儿母亲孕期发生宫内感染、患儿出生体重、脑电图异常、父亲抑郁和治疗方式种类。 结论 1. 本研究中脑瘫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障碍问题的阳性检出率高于正常同龄婴幼儿，各年龄段和相同性别脑瘫患儿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评估量表各域平均分大多低于常模。 2. 脑瘫患儿家庭中父母焦虑和抑郁情绪阳性检出较高，尤其是患儿母亲存在较广泛的抑郁情绪。半数以上的父母表现出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因此对父母心理干预和应付方式调整对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父母情绪状态、文化水平和教养方式与患儿情绪社会性发展多个维度问题的产生关系密切。围产期因素对患儿外显域和能力域问题的影响较其他域更显著。康复干预时间则对失调域的影响更显著。因此提倡在进行肢体功能锻炼的同时应该加强患儿和家长的心理辅导。 4. 脑瘫患儿粗大运动能力与能力域评分显著相关，而发育商评分与情绪社会性发展水平无显著相关性。患儿粗大运动功能与发育商水平显著相关。 5. 患儿围产期因素以及康复干预方式是影响患儿粗大运动功能以及发育商评分的独立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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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 康复治疗 脑瘫幼儿 情绪社会性发展 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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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陕西关中两贫困县4～6年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特点,并与我国常模进行比较,为贫困县儿童健康发展提供帮助.方法 随机抽取地处陕西关中地区的澄城和白水两贫困县4～6年级1 000名学生,统一填写“家庭教养方式问卷(Family Upbringing Style Questionaire,FUSQ)”,并与程灶火2009年制定的我国常模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父亲版家庭教养方式中,男女生在接纳-拒绝、民主-独裁、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理解-责备和温情-粗暴维度得分上均低于常模得分.贫困县男童和常模男童除了在民主-独裁和关心-袒护两个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贫困县女童和常模女童除了在管教-控制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2)母亲版家庭教养方式中,男女生在接纳-拒绝、尊重-羞辱、宽容-放纵、激励-惩罚和温情-粗暴维度得分上均低于常模得分.贫困县男童和常模男童除了在理解-责备维度得分上无差异外,其余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贫困县女童和常模女童在10个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或＜0.01).影响贫困县学生维度得分较低的主要因素有不同家庭类型、经济状况及父母文化程度.结论 陕西关中贫困县4～6年级儿童的教养方式与常模有一定差异,存在很多消极的教养方式,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以便及时调整恰当的教养方式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Keyword ：

4～6年级学生 教养方式 陕西关中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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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难题。本文以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和预防提供数据资料为目的，选取2012~2016年期间经X市各级检察机关审结认为构罪的未成年人犯罪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进行仔细梳理和深入分析，发现X市未成年人犯罪虽有好转但仍存在反复的情况，并呈现出犯罪年龄构成低龄化、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民和无业人员居多、暴力性犯罪比重较大、共同犯罪比率较高、以盗窃、抢劫等侵财型犯罪为主、性犯罪和毒品犯罪逐渐增多等特点。针对该市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的特点，笔者从总体状况、主体情况、犯罪类型、犯罪手段、犯罪形式以及社会治理情况六个方面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逐一分析。 经过数据梳理和原因分析，得出影响该市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调查结论：第一，未成年人自身盲目冲动、易走极端；第二，家庭结构和家庭教育环境的缺陷；第三，应试教育的弊端和教育理念的偏执；第四，社会环境的恶化和社会风气的污浊；第五，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犯罪记录封存等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实现其应有的法律价值。 在调查结论的基础上，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大方面为防控未成年人犯罪提出若干对策和建议。首先，一般预防方面：第一，于家庭，从保护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与改善家庭教养方式、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两方面入手，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二，于学校，从纠正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式、丰富教学内容三方面切入，为未成年人构建合理的教育环境；第三，于社会，从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管理、加大法律宣传三方面着手，为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其次，特殊预防：第一，从明确调查主体、确定法律地位、细化内容并统一形式三方面落实社会调查报告机制；第二，从设立专门的矫正机构和场所、配备具备专业知识和素养的矫正人员、加强矫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方面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效用；第三，从消除法律冲突、完善配套措施，明确封存主体、建立保密制度，加强媒体监管和舆论引导三方面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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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对策 数据 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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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陕西关中澄城、白水两贫困县小学高年级儿童的教养方式进行抽样调查研究,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em>西安</em><em>交通</em><em>大学</em>第二附属医院于2016年5月选取两县共4所小学4~6年级944名学生,用程灶火编制的"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在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中,不同性别儿童在激励-惩罚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491、3.143,均P<0.05);不同年级学生在尊重-羞辱、宽容-放纵、管教-控制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8.589、4.100、11.300,均P<0.05);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儿童在民主-独裁、关心-袒护、宽容-放纵、管教-控制和期望-苛求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14.830、6.996、3.693、12.600、13.200,均P<0.05);不同文化程度的儿童在管教-控制、期望-苛求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4.960、6.230,均P<0.05);不同家庭类型儿童母亲教养方式各维度得分之间无差异,但父亲教养方式在温情-粗暴维度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470,P=0.016).结论 陕西关中两贫困县家庭在养育儿童中存在消极的教养方式,同时也有条件教养方式,应该引起学龄儿童家长们的重视,也应该开展在家长中教养方式的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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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类型 教养方式 经济状况 陕西贫困县 文化程度 学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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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小学高年级儿童家庭教养方式进行调查,并分析教养方式对抑郁障碍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陕西澄城、白水两贫困县各4所小学4～6年级833名学生,用程灶火编制的“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和苏林雁编制的“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 1)在激励-惩罚维度得分上女生高于男生(P=0.001).不同年级学生在尊重-羞辱、关心-袒护、宽容-放纵、管教-控制、期望-苛求维度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儿童在民主-独裁、关心-袒护、宽容-放纵、管教-控制和期望-苛求维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亲不同文化程度的儿童在民主独裁、宽容-放纵、管教-控制、期望-苛求4个维度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不同性别、年级、家庭经济条件、父亲不同文化水平间抑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六年级学生抑郁得分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尊重羞辱维度及与母亲关心-袒护维度均呈正相关(r=0.167 6,0.161 8,0.172 6).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生抑郁得分与民主-独裁和宽容-放纵维度得分呈负相关(r=-0.174 2,-0.104 5).父亲小学和<em>大学</em>文化程度的儿童抑郁得分与期望-苛求维度均呈负相关(r=-0.351 2,-0.241 3).结论 小学高年级学生家庭在养育儿童中存在不良的教养方式,是导致儿童产生抑郁的外部因素,应该引起学龄家长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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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养方式 小学生 抑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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