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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本文以中国内地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借助公共治理理论,构建包括公众参与、政府环境规制、绿色发展的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公众参与的绿色共治效果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共治效果,推动绿色发展方式转变.公众参与绿色共治具有短期和长期效应路径,短期效应路径通过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严格环境执法来实现,短期效应路径源 自于命令管控型环境规制的政府权威;长期效应路径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长期效应路径源 自于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和信号传递效应.本文丰富了公众参与绿色治理的研究文献,为公共治理理论应用提供了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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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绿色共治 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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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本文以中国内地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借助公共治理理论,构建包括公众参与、政府环境规制、绿色发展的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公众参与的绿色共治效果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共治效果,推动绿色发展方式转变。公众参与绿色共治具有短期和长期效应路径,短期效应路径通过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严格环境执法来实现,短期效应路径源自于命令管控型环境规制的政府权威;长期效应路径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长期效应路径源自于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和信号传递效应。本文丰富了公众参与绿色治理的研究文献,为公共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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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绿色共治 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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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责任的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的改善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且社会责任表现对现金持有的这种正向价值作用机制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基于企业最佳现金持有水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超额持有现金的现金持有价值也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改善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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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现金持有价值 信号传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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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责任的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的改善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且社会责任表现对现金持有的这种正向价值作用机制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基于企业最佳现金持有水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超额持有现金的现金持有价值也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改善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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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现金持有价值 信号传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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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主体掌握着不同程度的信息量。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优势方在交易活动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信息劣势方处于不利地位。在P2P（Peer-to-Peer Lending）网络借贷中，虚拟化的网络交易模式容易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引致平台自身运营风险和借款人信用风险，投资人作为信息劣势方成为了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我国P2P网络借贷在发展初期，由于监管缺失，模式异化对于平台运营风险的加剧是阻碍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2015年以后，有关P2P网络借贷的监管细则相继出台，信息中介作为平台唯一合法身份得以确立，意味着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对异化模式进行剥离已成为必然趋势，大量平台亟待转型。在这种情况下，由P2P网络借贷典型模式特征所引致的借款人信用风险将逐渐取代平台运营风险成为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研究P2P网络借贷平台如何有效发挥信息中介作用，预防和缓解投资人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对于加速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转型，促进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本文以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展开系统研究。首先对P2P网络借贷典型模式特征下信用风险形成机理以及借款人信用风险评估的作用机制进行揭示；其次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借款人社会资本在P2P网络借贷环境下对于信用风险的甄别和分离机制，构建了基于借款人社会资本的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建立了符合P2P网络借贷现实场景需求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对模型的综合评估性能进行了检验；最后设计了大数据环境下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的系统框架，并对评估流程中的核心环节进行大数据环境下的适应性改造与优化。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系统性揭示了借款人信用风险评估在P2P网络借贷模式特征下的作用机制。既有文献未针对P2P网络借贷模式的典型特征从理论层面对信用风险评估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展开研究。本文在总结和分析P2P网络借贷典型特征以及信用风险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信号博弈模型并结合分工演进和双边市场理论，揭示了借款人信用风险评估的内在机制以及其在平台信用风险缓释中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指出，平台单纯的“信息搬运”模式无法形成有效的信号传递效应用以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信用风险评估是P2P网络借贷平台在分工演进过程中受其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等因素所决定的一项专业化分工，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交易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分工演进。平台通过对信息的整合与加工使得借款人海量多维信息在交叉检验和综合评估环境下形成的信用风险等级具有增加高风险借款人模仿成本和促进有效信号传递的效应，从而促进市场分离均衡的形成并最终起到信用风险缓释的作用。该研究弥补了信用风险评估机制在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下缺乏特定理论分析的不足。 2）论证了P2P网络借贷中借款人社会资本对于信用风险的甄别和分离作用，构建了基于借款人社会资本的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针对既有文献缺乏从理论层面探究借款人社会资本与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识别的内在关联，本文以社会资本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构建P2P网络借贷市场模型，对借款人社会资本用于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的内在机理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认为，借款人网络化社会资本主要从认知机制、声誉机制、惩罚机制、资本关联机制和平台机制五个方面形成借款人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的特征信息用于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识别。同时，在信用风险评估机制的作用下，具有有效充当虚拟抵押品的属性，能够促进不同风险类型借款人的有效分离。在此基础上，基于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从借款人的基本信息、借款特征以及社会关系三个维度构建了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26项评估指标以及从中提取的14项主成分特征。该研究为借款人社会资本在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领域的应用和拓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 3）建立了符合P2P网络借贷现实场景需求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本文针对既有文献沿用传统静态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用于P2P网络借贷研究容易导致模型评估性能与P2P网络借贷现实场景需求的不一致的情况，考虑到P2P网络借贷平台项目融资金额小、审核时间短、发布频率高等特点，结合借款人以社会资本为代表的“软信息”与信用风险的映射关系更为复杂以及特征属性容易随时间和外界环境变化产生概念漂移的现实问题，认为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具有进行在线动态学习的客观需求。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引入增量（减量）支持向量机算法对基于支持向量机集成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进行动态适应性改造，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加模型的运算效率，设计了全局乘子调整步长系数，使得增量（减量）样本的拉格朗日乘子能够以寻优路径进行调整，从而提升模型对于增量（减量）多样本的训练能力，最终建立了基于多样本动态支持向量机集成（Bagging-MD-SVM）的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动态适应性，在保持较低训练时间下的前提下，模型能够通过动态学习，提升对新样本的评估精度，从而更符合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的实际场景需求。该研究对传统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针对性改造为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和优化提供了思路和模型参考。 4）设计了大数据环境下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的系统框架。既有文献对于大数据环境下的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研究往往较为宽泛且不成体系。本文通过对大数据分析中的批量数据和流式数据在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实际应用场景以及相关处理工具的特点进行综合研究，选取了Spark工具作为本文在大数据环境下P2P网络借贷的信用风险评估引擎，并设计了基于Spark的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系统架构，重点从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以及评估算法的并行化处理三大关键环节对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进行了大数据环境下的适应性改造与优化，为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评估的大数据应用系统拓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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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网络借贷 借款人社会资本 信用风险评估 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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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逐渐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上市后,其股利分配具有非常强烈的信号传递效应,而且,商业银行的股利变动对其他银行的股价行为具有关联影响.另外.新上市银行的首次股利分配的时机选择可以表明银行质量的高低.为了争取在资本市场的竞争优势,我国商业银行上市后需要注重股利分配的信息传递效果,采取平稳的股利分配策略,新上市银行则需要尽快启动股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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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分配 关联影响 竞争 商业银行 信号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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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在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价格(企业价值)由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筹资决策决定,即由企业的盈利决定,是企业收益的资本化.由于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金股利可以作为内部管理者传递给外部投资者的可以信任的信号,也就是说公司的股利政策可以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该理论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较多的支持.但该理论是否适应中国的股利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成果,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数目的不断增多,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也显得更加有意义.笔者在对这方面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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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信号传递理论 上市公司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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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导致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形式复杂多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股利支付短期行为严重，西方相关股利分配理论难以对其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现状，结合西方研究理论，以上市公司管理层为对象，调查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及动因，有助于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现状内在原因，指导投资者更加深入理解上市公司管理层股利分配目的，为政府管理部门加强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市场监管提供理论参考。本文主要研究新意和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通过分析国内外股利政策相关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理论等分配动因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引入“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概念，将其与以上三种分配动因相结合，构建股利分配动因与股利分配决策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弥补了以往单独研究股利分配动因的不足，增加了有关股利分配决策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第二，突破以往主要以上市公司报表披露数据进行股利分配实证研究的方式，借鉴Baker等人研究思路，转换研究方法，以上市公司管理层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了解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动因，运用结构方程技术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动因与股利分配决策之间的结构关系。 第三，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对股利政策的公司价值影响、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作用、现金股利降低代理成本、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和股利分配决策五个因素分别提出测量指标，并运用结构方程技术实证检验了测量指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第四，实证结果发现：股利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信号传递效应、股东财富效应三种股利分配动因与股利决策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效应对股利决策影响不显著。上市公司管理层股利决策的动因在于通过股利分配政策影响股票价格，传递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内部信息，帮助投资者实现超额收益，增加股东财富，而降低代理成本并不是他们分配股利的目的。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特殊性，目前现金股利主要作为管理层满足控股股东资金需求的方式之一，不能作为降低投资者与管理层、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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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动因股利分配决策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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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股权分置和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显著增加股东财富。本文针对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现金股利信号传递效应、降低代理成本效应和影响因素的缺陷，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验证了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的股东财富效应，检验了股利分配是否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调查问卷探讨管理层股利分配动因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并探索性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利政策改进模型。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1）构建股利分配与股东财富的基本模型，证明股权分置下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能显著增加股东财富。在Tirole(2001)发展的企业家道德风险模型基础上，引入股利政策作为可观测变量，证明：在股权分置条件下，“一股独大”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经理人效用降低，控股股东和小股东效用增加；发放股票股利，使得经理人和小股东效用都增加，控股股东效用不变。股权制衡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控股股东和小股东效用都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控股股东效用不变，小股东效用增加。在股权分置下，无论“一股独大”公司还是股权制衡公司，支付现金股利增加非流通控股股东效用，分配股票股利增加流通股股东效用，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存在显著的股东财富效应。2）实证检验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股东财富效应。本文利用1993-2005年上市公司A股市场数据对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股东财富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利支付率与下一年度获利能力和发展能力显著负相关，支付现金股利损害上市公司未来发展能力；现金股利实现非流通股东的超额投资报酬，对非流通股存在显著的股东财富效应，非流通股东偏爱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在公告日至除权日、除权日、除权日后一周三个时间段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短期超额收益率，存在显著的短期股东财富效应，流通股股东偏爱股票股利。3）基于财务可持续增长理论，发现股利分配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相背离。可持续增长率计算采用Higgins静态模型和Van Horne动态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与实现可持续增长对现金需求不相关，并且每股现金股利高低与实现可持续增长对现金需求强烈程度也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是基于可持续增长的需要，但是每股股票股利高低与实现可持续增长对现金需求强烈程度不相关。4）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动因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与股利决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006年5-12月进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动因问卷调查，在调查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假设检验结果，发现：股利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信号传递效应、股东财富效应三种股利分配动因与股利决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效应对股利决策影响不显著。上市公司管理层股利决策的动因在于通过股利分配政策影响股票价格，传递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内部信息，帮助投资者实现超额收益，增加股东财富。而降低代理成本并不是他们分配股利的目的。5）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特征，构建股利分配与股东财富的双重委托代理改进模型，证明将现金股利写进激励合同可以提高激励强度，降低代理成本。股权分置改革虽然实现了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仍表现为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存在大股东与经营者、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证明：对于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视现金股利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将现金股利写进经营者激励合同，既可以提高对经营者激励强度，又可降低总代理成本；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可增加公司价值；大股东增强对小股东掠夺程度，会减少公司价值；对于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当大股东监控经营者得到的收益低于私人收益时，就会放弃对经营者的监控，选择掠夺小股东；引入现金股利作为可观测变量，小股东产出函数与现金股利相关程度越高，现金股利信息传递效应越强，就越应将现金股利写进大股东激励合同，提高对大股东的激励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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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财富 股利分配 股权分置 双重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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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股权激励作用受经济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以及经理人市场发育状况的影响。针对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制约经营者股权激励效应因素进行定性描述的缺陷，本论文从“事件发生”后公司长期绩效变化的视角，对国内A股上市公司现行的经营者股权激励模式是否存在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对经营者股权激励效应进行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分别从公司长期财务绩效、企业内部X效率改进以及股东财富变化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主要创新工作如下： 第一，在分析制度约束下经营者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经营者股权激励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绩效的基本论断。假定经营者收入由货币薪酬收入以及隐性收入两部分构成，其效用函数是上述两者的单调递增凹函数，在借鉴Jensen和Meckling（1976）分析企业所有权结构模型，并放宽肖贤辉（2003）模型关于委托人目标一致假定的基础上，本文证明，在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控制的情况下，经理对隐性收入有独特的偏好，从而导致其个人效用无差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最终在个人效用增大和企业价值降低的某一点达到均衡。 第二，提出并验证了经营者股权激励有助于公司短期财务绩效提高，而不利于长期绩效改善的论断。以年度业绩作为考核标准、股权收入对经理行为的弱敏感度以及对在职消费的追求，都会激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参照Barber和Lyon（1996）的研究结论，控制行业、规模和事前业绩的影响，本文计算并检验了股权激励公司连续4年的超常收益，发现在实施后的第1年和第2年存在异常的净资产收益率，然而，其他业绩指标却没有明显改善；股权激励在国有实业公司控股的公司无效，而在国有股控股的公司实施后第1年和第2年有效，异常样本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上述差异，异常样本的典型特征是持股量大，高管的个人财富主要以股票形式存在；短期内，业绩股票模式较其他激励模式更有可能获得超常的净资产收益率。 第三，实证检验了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X效率改进的影响。采用Battese和Coelli（1995）提出的基于面板数据且考虑技术进步影响的单步骤随机边界模型，本文分行业估计了X效率与经营者股权激励间的关系。发现，股权激励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企业X效率，但是受行业影响显著，且这种效应长期呈下降态势；货币薪酬依旧是一项有效的激励制度，其对企业X效率的影响存在“阀值效应”，并且不同行业的阀值可能并不相同；另外，本文还发现，债权人约束、独立董事制度在改善企业X效率上是无效的。 第四，实证检验了经营者股权激励的财富效应。从价值创造角度来看，股权激励引起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问题和“信号传递”效应在我国并不存在。本文运用CAR和BHAR两种相互印证的方法检验了股权激励对股东财富的影响，发现，短期来看，经营者股权激励并不能带来股东财富的增加，随着持有时间的延长，投资者甚至会获得显著低于市场整体水平的收益；业绩股票模式较其他模式更有可能获得短期超常收益，但是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消失。另外，小盘股效应、板块效应、股票市场的走势都会影响股权激励效应的发挥，在高成长性的公司，股权激励效应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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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长期财务绩效X效率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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